C.R.W., 22, a student in Hangzhou, China

因为被建议提前4小时到机场,美西时间5.15日凌晨就搭乘同学的车赶往SFO,包机于8:30am起飞,北京时间中午12点落地郑州。我之前素有的中国人服管的印象再次映证,中国学生真的很服管,在疫情面前就像羊一样温顺。且不说规规矩矩填写各种重复的健康码、申报表以及配合多次测量体温了,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在飞机起飞前一小时给候机室的所有乘客发放了N95口罩并要求大家都佩戴——如果已经自带了N95,凭什么必须戴你的呢?这种没道理的规矩,大家全都老老实实地照做了,完全没有发生冲突和争执,尽管“官配口罩”充满了异味,其外包装和实物还是不配套的。不过,我拒绝服从了,没有人来强迫我。

在这种国民性下,就要产生配套的政府。一面来看,中国政府非常像老妈子,或者初中班主任。它可以在飞行过程中给你测三次体温,还可以在你的体温达到37.3时就紧张兮兮地把你提溜到最后一排隔离起来,然后给你之前的座位杀毒(我因为在机上写论文头脑发热,测出一次37.6导致61A被划为活人禁止靠近区域),拉到海关测核酸,最后关入医院(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套流程伴随着很少的告知,你如果不主动问,他们根本就不觉得有必要告知你下一步你会被如何处置、送往何处)。无比养生,无比保重,无比紧张,无比操心,无比dominant。另一面,腐败的空间无疑也是很大的。我在郑州一医院隔离,虽然病房很大条件很好,但我又被做了一次核酸检测和验血,鼻腔因为比较敏感都出血了,几小时前刚在海关做的检测结果你们难道不认?为什么系统不能互通?我在医院住了两个晚上,其间做了两次核酸一次抽血一次CT,共收1638.16,何以就收到这么多,账单非常不清晰,CT报告也没有给我。点餐只能在一家指定的店点,虽然味道和价格均可接受,但毕竟不能寄希望于运气(反垄断法被无视了吗?还是压根没有适用空间?)。

我为什么不反感君父一体?因为君父一体、家长主义政府并不必然等于国民精神的颓废。经历了在伯克利的飘零后迅速回到老大哥的环绕中,我在一路上被太多医护人员(全都全副武装,看上去一个个都一样)照顾过。我看他们的精神面貌,断定这样的中国人是打不垮的。他们抱怨上级不及时调度支援力量,他们精疲力竭,他们懒得告知要把你送到哪去,但他们对同胞有关爱有公心,你可以看出来他们不只是在完成任务。很多人还在自己的防护服上写了一些萌萌哒的话,比如“郑好遇见你”再配几个小爱心,或者就是自己的名字,比如“嘉嘉”(大家互相好认一点吧哈哈)。我觉得这就是项飙在十三邀中所说的“在‘附近’构建爱的关系”。

但君父一体无疑也面临腐败问题的,腐败就是国民性的倒下,是契诃夫在《变色龙》中所谓的“中国人式的笑着”,大私无公、猥琐发育。腐败和黑暗才是真正的癌,除却此癌症,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就没有大问题。前几日和一位老师交流,他以为中国的宏观史问题是很清楚的,就是现代国家构建,在分权制衡。我虽当面没有说,因为知道他的经历,但个人还是以为分权制衡不过是工具,现代国家也不是目的而是工具。建造分权体系和现代国家,终究是要为驱除腐败和黑暗,让居住于其中的人精神饱满、互爱互助,舍此无目的。中国高度集中的政府权力像一个大靶子,什么箭往上射大概都是不错的。我所担心的是,万一这个大靶子没了,是不是大伙儿就跟辛亥时一样“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而梁漱溟所担心的外表极臻繁盛而内部腐烂空洞的国民文化遂无人过问(当然,梁并不是在1911年提这个问题的)。今人议论民国宪政得失,或有以为临时约法对权力归属空白过多导致纷争的,那袁记约法就好?要论空白漏洞之多,孰若美国宪法?何以结局迥异?

总之,看中西方抗疫,我觉得除了看各自的政府运作外,也该细品各自的民气振作几何?有人关心公理和正义吗?人和人之间还有“附近”吗?他们是否有信心去搭建近距离的自然的爱的关系?我想这是可以在一个又一个“辛亥时刻”思考的,它能超越分权制衡和现代国家的问题,就像胡适担心的“五大魔”的可恶生命力必然超越梁漱溟担心的北洋军阀和殖民帝国。

如今我已经出院,体温多次测试均正常,核酸检测两次均为阴性,转移至酒店继续12天隔离。

[submitted on 05/19/2020]

Life in Quarantine: Witnessing Global Pandemic is an initiative sponsored by the Poetic Media Lab and the Center for Spatial and Textual Analysi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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